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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因果

过去这些天与后面一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被动出演一部灾难片,这里面的情节任何一个编剧都无法想象,既真实又魔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做出的行为确很难解释。我想了下,这里面有两种因果观在起作用。

第一种因果观我称之为法庭因果,好比一个律师打官司,他要做的就是收集事实证据形成证据链,但目的从一开始就定好了,那就是最大程度保护委托人。法庭因果看重的是叙事逻辑而不是真相本身,例如一个人随机杀人,那么其律师就要为这个行为构建行为逻辑,例如精神有问题或被别人指使。不论如何,法官或陪审团会从原因出发来量刑或定罪。然而,事实是这个人可能就是随机杀人,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幕后黑手,但这个事实律师也好、法庭也好都会认为不可能,杀人不是意外,一定有历史或个人因素的原因,而这样的证据也可以很轻松从邻居或朋友评论中找到蛛丝马迹连成故事,可能是小时候踩死蚂蚁后笑了一下,可能是某次闲谈提到了武器,这些都是事实,但连成故事后可能杀人者都会突然发现,原来他逻辑上早就可能杀人了,甚至怀疑自己并不是随机杀人而是早有伏笔。

法庭因果是对事实材料的逻辑整理,这个逻辑需要符合认知,符合大多数人想象中应该会发生的样子。这种因果观几乎每个人都天生就有,很多时候想不通一些事时找人聊天,而打开心结其实就是把原本不合理的东西通过别人的启发与组织让其对自己合理化。当你想讲一个故事,必然前有因后有果,而你能记住一件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符合逻辑而不是日常琐事,这种法庭因果有可能是进化给我们的礼物,因为这极大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很多事实细节不再重要,有一个抽象的框架配合主要事实就可以被大脑吸纳为经验,在下一次遇到生存问题时被提取出来而使用。这种因果观渗透在本能与文化教育之中,凡事问个为什么比浑浑噩噩更被提倡。这里的框架就是因为所以的定性推导,事情不讲明白了,心里过不去。

第二种因果观我称之为科研因果,好比一个科学家研究一个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与实验,结论在观察中无法得出,要等数据符合统计要求了才能开展分析,经常连结论都没有而只是对之前一个观点的否定,要构建一组因果关系非常麻烦,需要反复多角度论证,如果论述不充分,科学家宁可保持未知状态也不会去任何一个数据支撑不充分的结论。这种因果观先看现象后形成论点,有时候还行不成很严谨的结论。例如病毒出现了,流病专家、基因组学专家还有分析专家都会在各自学科背景下对源头进行推测并报告不确定度,然而持法庭因果的人已经开始了审判。

科研因果也是来自于法庭因果,不过更为谨慎与限定,会引入定量考察。科研因果想搞清楚事实而法庭因果想搞清楚的是故事。如果你要想搞清楚事实,就不得不面对各种分析方法模型的准确性与可信性,最后也许会很沮丧发现现有绝大部分手段啥都说明不了而你想要的答案掩盖在了噪音后面,没有这种体验的科研人员其科研素质不会很高,因为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不足会造成结果的偏见性很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庭因果对于不确定性不存在定量考察而仅仅就是定性的分析,用逻辑来补充事实证据的不足,而这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不过科研因果不直观也不好理解,而且经常因为谨慎给不出解决方案而是一堆可能性,公众理解起来比较费事。

当灾难来临,本能中的法庭因果思维会特别活跃,在证据不完全的情况下各种说得通但没事实证据的故事会满天飞,很多看似从事实中推理出结论而本质是先有结论后去找的蛛丝马迹。对于一个道理,如果你发现有不同的思路可以发现同一个结论就不要只执着于那个你最认可的思路。阴谋论爱好者通常是法庭因果的大师而完全搞不懂也不尊重科研因果,他们很多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价值判断,然后依赖价值判断找事实证据,整合进故事线后你会觉得特别合理,如果再加上点似是而非全是专业名词的实验证据,此时真相就让位给故事了。

更糟糕的是过多的法庭因果观点会更进一步走到审判阶段,恐慌下的崇祯会在大敌当前时把袁崇焕剐了,但躲不过自己也得上吊。当你处在灾难中时,第一顺位是终结灾难而不是追责,你有灾难带来的恐慌与无助想发泄,但灾难中每个人都有,先把解决方案拿出来解决了问题再说。但很多人发泄情绪的方式就是谩骂与翻旧账,构建出一个邪恶的敌人一通爆锤,审判起来振振有词,然后解决方案基本都是革命或移民。中国城市有着极高的人口聚集密度与春运这种世界级年度人口迁徙,出问题就是大问题,没有人乐意看到疾病流行。但新兴的病毒初期认识可能就是没那么快,信息可能就是不流畅,物资就是会紧缺,有错误也有失误,也会有浑水摸鱼出来捞一把的骗子与公知。但你沉浸在负面情绪中可能造成比疫病本身更严重的损失,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新问题。

流感每年会导致大概三百万人感冒重症,其中中国大概八十万且国内疫苗也基本没人打也就是没有针对性防疫政策,这次武肺传播力非常强,但因为有封城,所以最终数量级不会超过百万,但疫情影响的却是十四亿人。再怎么焦虑与不安,也没必要搞阴谋论故事与审判追责,事实证据还不一定充分,这种未经过科研因果思维与事实验证的论点传起来可能非常快,成为很多人精神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核实事实,他们更多会去提取里面基于事实构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的做指导。情绪宣泄的同时给出一堆不切实际的理想条件,但其实所谓的理想条件也就是理想条件,现实里哪里都不存在。所谓灾难,没有人可以幸免,比起讲一个法庭因果构成的恐怖故事,真相可能还在团团迷雾之中,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科研因果论探索真相,此时应少点价值判断,多些事实证据,谨慎做引导性结论。

再过十天左右,我们应该能看到每天过千人的痊愈,也许依然会有上千的新发,但基于目前较为严格的交通管制与身份登记,起码我们会知道到哪里去隔离谁而不是像初期那样完全搞不清楚人员流动风险。其实除了湖北,全国各地医疗资源应该是相对充足的,而湖北这次封城牺牲就会很大,医疗资源紧缺导致数字估计也就仅仅是重症患者,虽然不清楚这次封城究竟减少了多少传播,但很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对疫情进行摸底了,且集中收治的两所临时医院也要开始运转了(虽然不够)。社区层面的排查可以构建出很多非疫区,城市有了斑块化的非疫区就相当于阻断了一定的自然传播。好比我家门前的草坪,小时候小伙伴玩火,年年除夕前都烧的黑一块白一块但从未出现大火,因为没等烧起来就碰到个烧过的地方然后就连不起来,等小伙伴都长大了,没人放小火了,有年除夕反而烧了一场几乎惊动全楼人的大火。因为西方国家人口密度低,我了解的流病模型里几乎都把城市传播过程均质化考虑了,基本就是个2D的随机行走过程,所以现在文献里报的数字可能会很吓人但事实跟模型里的逻辑也是两回事。

故事总比现实简单,让子弹飞一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