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聊天机器人通过hermes接了大语言模型，有一个日常任务是每天早上给我推送polymarket热门赌注，世界杯期间排第一的总是冠军预测，最近则成了美国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其实大部分排名靠前的赌盘都是关于选举，要么就是体育赛事或娱乐，我设置这个倒不是为了下注，而是通过这个监测影响力与关注度的差异。只要差异还在，就说明世俗化目前还是相对成功的。
所谓影响力与关注度差异，指的是真正产生影响的人与公众关注的人之间的差异。全世界的人产生共识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广播与电视的出现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共识，互联网则将这种共识从相对单一信息源推广到了所有人都是信息源，不过很快就又收敛成意见领袖与评论共存。当前全世界能被超过1亿人记住的名字其实远比想象的少，不会超过200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大国政治领导人或文化体育名人且后者占绝对多数。而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则差不多完全是另一个组合，例如美联储主席、IMF领导层、IPCC核心作者、国家主权基金经理人等，这些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远超政治领导人。事实上，现代社会构架核心就是知识精英分工协作而政治领导人不应该过度干预专业领域的判断，民选代表对技术方案做决策很多时候并不靠谱，要么把知识精英吸纳到决策层，要么就要构建智库来对政策进行评估与判断。看上去像是国家领导人深思熟虑做了个影响深远决策，其实领导人更多扮演复读机与安慰剂。
当然，这需要公众关注度高的人与实际产生影响的人达成一种默契，权力与财富可以授予那些领导人与网红，但在具体场景里其实要让专家说了算。但这个潜规则目前快玩不下去了，一方面就是专家自身会有独裁倾向，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给出看上去民众受益但其实只是行业或特定产业受益的决策建议，另一方面则是掌握权力的人不甘心做复读机，觉着自己无所不能，然后就开始瞎搞，没错，我说的就是土库曼斯坦，领导人自己写圣经的那个。维护影响力与关注度差异其实是在做一种世俗化努力，民众不必触及社会的复杂运转机制而更多沉浸在消费社会里追名逐利。这里追名逐利其实是褒义词，现代社会的机制设计就是创造可控制的欲望，为此我们需要全球标准化做贸易、需要经济系统进行价值交换、需要信息系统进行共识传播，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里追名逐利实现个人价值，但体制本身又可以通过市场或政策调控欲望，让社会看起来生机勃勃。
但世俗化本身就有矛盾，追名逐利即便法律可以兜底，但会有不可避免的道德伦理冲突。此时，那些宣扬神圣、高尚、血统、种族等等级化分类标签就会跳出来说，这是世风日下，我们需要荣耀与原则来限制日常生活里的不当行为，要区分我们跟他们，要有共同的敌人去斗争。要是到了这一步，世俗化就会被煽动性的宏大叙事所挑战，人们除了世俗生活，还要考虑自律性教条或原则，既得利益者沉溺于世俗的声色犬马而活的喘不过气的人则盼望救世主改朝换代，我们的历史书就是世俗化与泛宗教的反复拉扯而我们从未真正建立过乌托邦，大概率世俗化就是现代人的最优解。
任何提供心理而非实际安全感的信条都会实质上挑战世俗化进程。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思考社会是如何运行的，而且就算思考了，结论大概率也是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贩卖确定性的人则通常会给出一个诱人的叙事逻辑，最好搭配一个可以甩锅的人群，结果就是很多人真的会信，然后其假想敌那边可能有另一套逻辑也自洽的叙事来给出内部认同感与安全感。这两波人如果真能坐下来对比下，就会发现冲突的源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两方都站在道德高地上根本打不起来，一定是有人在里面偷换了概念，忽略现实进行了甩锅。这招教会会用、品牌商会用、甚至文娱明星也能养死士，但这种通过限制思考来换安全感的方法无异于掩耳盗铃，个人层面不会有成长，但问题在于现代世俗化社会其实也不需要人成长太多。当前主流的鼓励式教育很多时候会鼓励出一堆纸面数据高但心理素质差的巨婴，很多只能被家长保护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当然，也没必要没苦硬吃，只是说很多人当前苦恼的事如果不限制思考会有很多解法，但很多人是很难走出心里的安全区进行探索的，有时这些探索甚至是危险的。
但还是要坚持推动世俗化的，要允许别人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要接纳多套逻辑自洽系统间的冲突，要更多看到别人与自己的共性而非纠结细节或概念上的差异，去了解那些对全世界产生实质影响的过程而非关注具体的人，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不要把自己奉献给某个教条。这些看上去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难，在具体的场景里每个人都可能变成他人眼里的疯子，不过这无所谓，大多数人的烦恼来源其实就是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且下意识认为别人也会在意自己的看法，这样活着会很累，放过别人其实也会同时放过自己。对于得寸进尺的人，自然也不需要惯着，该掀桌子就掀，矛盾要在小的时候解决或释放掉负面情绪，累积成大的就麻烦了。
当一个俗人其实既简单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