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收到博后邮件列表里发来的的邮件，说为了响应当前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美国STEM届发起停工一天的自愿活动。然后很快系主任就转发响应了，紧接着老板也说她要参与，明天不回邮件。其实目前我还在开着个云会议，会议主席昨晚也紧急发邮件说支持停工，只是安排好的没法调，把中午的娱乐活动取消了。到昨天晚上为止，这个自愿活动基本就成了美国STEM圈都参与的事。
这样的事在国内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可能也无法被理解。最近我跟国内亲友联系，普遍表态是美国太乱，疫情还没搞好就闹游行，赶快回国之类。甚至纽约的华语广播的电台热线辩论里是否支持游行也吵得热火朝天，绕来绕去就成了民主党跟共和党互撕。这种事一般到了价值判断优先的情况就讨论不出结果了，不打起来就不错了。其实双方争论的不是一回事，很多时候各说各话，然后情绪化也很严重就更难互相理解。
对于支持运动者，其主要论点在于佛洛依德之死背后的体制性种族歧视，他们主张这件事是大背景下必然发生且每天都发生的事，一定要有契机做出改变。而对于反对者，其侧重于就事论事，他们会更多关注佛洛依德之死这件具体事里警察有没有程序上的不妥与佛洛依德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说到这你可能发现，支持者是前瞻性的改革改良派，是对现状的不满；反对者是基于维护现状的保守派，认为现状如此甚至人的本性如此无法改变。也就是说，一方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对方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不管不顾，另一方认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可解，进而认为对方本质是在闹事。如果你接受了现状是最合理的假设，那么就一定会从现有框架内去找解决方案，而社会运动其实更多想打破框架来实现主张，用相对全能的大政府来规范公平。而保守派不怎么感冒社会运动，他们喜欢小政府来最大限度保证自己的自由。公平与自由的倾向之争其实贯穿在很多社会事件的背后。
价值观问题对个人是没办法调和的，不过从事实角度看，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且很多时候跟政治正确连在一起。很多人批评政治正确其实做过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是矫枉过正的一种对策，存在政治正确的时候起码面上他们不能表示出歧视，如果把政治正确去掉后的歧视其实会非常严重。不过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价值观自洽，不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其实都不会事实上表现出种族歧视，真正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人其实更多是观点上的唯利主义者。
一个支持现状需要体制改革的人在行为上也不会接受有人表现出来的歧视行为，他们的归因点在社会变革上。而一个认为现状无可厚非的人在行为上更多是就事论事，在具体事件上讨论价值是否得当，其归因点在具体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行为确实错了，他们虽然反对搞运动，但一样会支持弱者得到反抗的机会与权利。在这里，争论点在于双方的解决路径是不同的，一方侧重于自上而下的系统改革改良，另一方侧重自下而上的经验判断。对于这两类人，在遇到具体事件时都会支持受不公平待遇的人。
然而，唯利主义者就是另一种情景了，他们的出发点既不是社会存在的问题，也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地地道道的理性自私。他们的首要出发点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支持哪一方可以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前面的支持反对运动者可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是会为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后果买单的，但唯利主义者想的更多的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损失。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会在新政策对自己长远有利的时候支持改革派而在运动波及自己生意的时候支持保守派。
一个无奈的现状就是不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想拉拢到唯利主义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情绪化，然后彻底倒向一种解决方案与价值观，而更无奈的现状是情绪化的作用时长有限，他们需要反复刺激来维持动态平衡。所谓政治，就是一种调和情绪与主张的方法大全，跟政客自己价值观关系不大，你要是真的信政客的话就上套了，他们自己都不一定信，毕竟政客转换观点都能吹成思想进步，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去接纳一些主张，也就是个利益集团的工具人。
在一场社会运动中，坚定的改革派与坚定的保守派都是少数派，大多数人（必然包括我）其实都搞不清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他们其实也搞不清只是认为如果其主张被执行，社会就会变“好”，注意这里的好并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好。回到这次STEM的活动，其主张就是黑人在STEM中的比例远低于人口比例，这说明体制本事不公平。这里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黑人就是学习不行，但其实就连考试标准本身都是对黑人不友好的，假如考试里加上唱跳rap跟篮球或灵魂食物的制作，估计上街的就是另外一批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存压力不同，这直接导致了男权社会等系统性问题，其在当时可能是没得选，但今天可能就是选不选的问题了。很多社会议题并不是之前不存在，而是基于当时社会认知与发展基础不太允许有选择的余地。
也有人会去质疑为什么所有事都要按人口比例来定，很多时候会造成资源浪费与对个人努力的不尊重，这个也很有道理，不过资源浪费本质上是生存压力在限制选择而个人努力则依旧是对既有评价体系的认可，前者可以量化讨论而后者则需要考虑下社会分工与选拔机制本身是否存在歧视，如果屁股决定脑袋，那么取缔传销也是对很对人努力的不尊重，这里的核心在于你的努力总是会产生与别人的利益冲突，要么内卷，要么去分别人的蛋糕，但区别在于生存压力超过上限就有选择权，个人利益根本就没有上限，反而因为分配不均搞的其他人都在生存压力下限内卷就不好了。
一个折衷或调和的方法可能是保证机会公平。也就是说我注意到了起点不一样的差异但在评价时会在保证岗位需求的情况下最小化这个差异的影响，一个直观例子就是大学招生比例中黑人的分或者说贫困人口的分是可以降低的，与之对应的亚裔经常成了受害者，因为名额限制内卷严重，分数线也高很多。当社会这个蛋糕总量定下来后，什么是公平，怎么算公平就成了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做大这个蛋糕，如果没办法做大，就只能通过再分配实现内部诉求。
在我看来，公平问题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不同体制会有不同解决方案，在美国就是这种游行示威，形成法案的路子。说白了，如果所有人都过得很舒服就不会有人上街，不能因为说你一直过得很舒服就觉得别人过得也挺好是没事找事。这个社会的首富就一个但过得舒服的名额几乎没有限制，当社会引导个人努力都是去争夺类似首富这样的有限资源时必然有竞争与内卷，毕竟这个社会只能满足50%的人超过中位数收入，我觉得体制的目标应该是让中位数收入或基本收入的人就能过得幸福而不是天天让他们狼性焦虑发展，少数人资源上看起来过得非常不错但让更多人觉得现状对自己不友好，需要某种集体身份认同才能发声。民怨源于不满，政治主张只是给了一个发泄口，与其在价值观上被少数人挟持着对喷，不如想办法把这种不满从经济角度上消除掉。一个不需要毒品与压迫来满足空虚感与优越感的社会也就没有了很多歧视现象生存的土壤。
毕竟，唯利主义者，才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