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看过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猎巫的展览，里面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其关于儿童的描述，在17世纪美国，儿童也是劳动力的重要一环。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儿童这个概念可能历史也并不长，甚至可以说将人群区分成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这件事都是工业革命后才逐渐被人们接受为常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被称为儿童文学之父的John Newbery出版了最早的儿童读物。我们现在熟悉的所谓童话的原始版本其实也并不适合给儿童来进行阅读，更多是用奇幻魔法包装过的残酷生存故事。然而工业革命出现后，城市里的人最先开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他们开始注意到童工问题并通过法律区分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并展示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倾向性，这可以看作很明显的文明进步。当然，工业革命后，儿童群体也就逐渐成了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玩具也逐渐流行成为社会规训的一部分，例如男孩子玩士兵小汽车模型，女孩子玩娃娃，这与当时人数占比最多的中低产阶层对未来的期望一致：男孩子进工厂，女孩子全职主妇。不过此时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而这，只是后续全未成年社会的序幕。
换言之，儿童这个概念并不是生物学产物，而是社会经济条件允许后被文化“发现”出来的概念。在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儿童只能算家庭资产的一部分，多子多福的核心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此时儿童需要的教育水平很有限，走数量就可以。但工业革命后，儿童被视为人生需要被保护的阶段，需要接受教育与享受娱乐，这本质上属于文明的奢侈品。而这个奢侈品，在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二十世纪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到了这个世纪则很可能连阶段属性都要被去掉了。
当前东亚社会普遍存在啃老，这其实就是未成年阶段的自然延伸。当家庭财富可以保护下一代成为普遍现象后，肯定会出现年轻人直接放弃成长，在父母安排下渡过平稳的一生，而这种生活状态历史上只出现在富裕阶层。此处的成年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义务与更少的选择自由，这种超龄儿童的心态可以被褒义为“少年感”或“少女感”而持续传播。除了逃避责任与自我中心，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对外界评价的在意与依赖，这属于东亚文化里家长制的自然延续，家长对孩子承担了无限责任，然后反过来被扣个“原生家庭问题”的大帽子，虽然罪有应得但罪不至此。一方面青年自立会直接面对就业机会不足与各种门槛，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并不愿意放权。这种文化属性甚至也会自然延伸到社会体制，抛开各种意识形态后整个东亚文化都对大家长体制积攒了各种各样的怨气，不是管得不好就是管得不够，家国一体了属于是。
那么西方呢？其实也是啃老，只是被国家福利体制接盘了。东亚父母要给孩子买房教育催婚催生，西方国家试图用租房补贴、教育贷款与失业保障来分担父母的无限责任，让父母可以在孩子18岁后把孩子踹出自己的账单去追求自己的自由，但此时追求自由拿着退休金的父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责任逃避的“未成年化”。这种福利模式其实只适合部分西方国家，甚至都不适合美国，我了解到的美国父母也在给孩子攒大学学费，那个数跟国内的首付也差不了多少，而长期住在父母房子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教育、医疗与房地产在全球尺度生产率都提不上去，而就业疲软与临时工派遣工变多，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子女对父母的依赖，这一点上东西方没有差距。很多社会问题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归因到了国家或主义层面，这属于放弃思考的懒汉逻辑，现代国家内部从来都不是均质的，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出现在被概念划分出不同群族的边缘上，可能是经济差异、民族差异、地域差异甚至是性别差异，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概念辩论，但总有人乐于借此释放情绪。
人可以不再成为完整的成年人，而现代体制与文化其实也不再强制个体必须成为成年人。不结婚不要孩子不买房不就业不理财不参政不负责的人在变多还是变少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体会，而在分工协作的现代社会，这其实就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当你专注于成为某一部分的齿轮，自然就要让度在其他环节的选择权，至于这选择权是父母、政府、专家还是人工智能算法其实多数情况没得选，只要能寻优或利益最大化，总有一份攻略会出现。毕竟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成年礼，你没法通过捕猎一只猛兽来证明你成年，而且在现代社会保护下你一辈子大概也不会有机会跟猛兽面对面。你可能认为自己努力学习拿到学位找到工作就可以成年，但学位与工作更多只是标志你在成为某种规格螺丝钉上是个合格产品，距离成为独立自主负责任的个体还是有距离的。同时，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存能力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低了，不会做饭不会交际完全不影响在陌生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存，甚至现在很多小夫妻也完全没有独立养育子女的信心，他们寄希望于专业人士或亲近的人来逃避失误带来的责任，就好像活给法庭看的似的。
不过，这最多算是个现象，甚至都没必要指摘，现代社会的发展条件本就是允许个体有选择不成年的自由。现代人只在部分领域成年或负责任，这甚至对经济发展有利，毕竟个体认知早就没法对社会整体进行控制了。但从个体角度，人确实在不断交出选择权未成年化娱乐化，这可能是当前保守主义者有市场的原因，他们本质还是想保留个体完全成年的权利，但进步派则认为需要让渡来达到新的平衡。只要交出一些专业问题的决策权给父母或专家，个体就不必承受选择的痛苦，甚至可以在选错时甩锅给家庭、体制与时代。个体更多照顾自己的情绪来实现舒服的生活，只要保证自己局部高效，整体空虚也无所谓。保守主义者很多时候只是想保住“完整成年人”的社会单位，只是进步派认为这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这种上一代的生活范式既不是金科玉律，在人类历史上也只能说昙花一现，很多人坚持的传统存在时间甚至还没有他们年龄长。
也许人类现代文明的边界就是成年人的彻底消失，而后现代文明则需要新的伦理指导。所谓伦理，就是要在思想上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现代社会划分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而后面的发展则在不断延长未成年人的期限，最长不过一生，如果能一辈子躲过这些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似乎也不需要成年。回顾人类这几千年文明史，每每出现危机与衰落，似乎都暗含着“成年人理性”的缺失，游牧入侵、文官乱权、沉迷长生不老与享乐……每当统治阶层拒绝与时代成长，其统治地位就会衰落，文明本身在繁荣与衰落之间慢慢成年，又在现代社会繁荣的顶点返老还童。这绝不意味着通过战争与苦难就可以让人们重新成长，娱乐与消费主导的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消灭那些困扰千年的苦难了，只是是否自我成长将成为留给每一个现代人的问题。
这无关是非对错，没有标准答案，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