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周大概会去一次单位，一方面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家工作，另一方面是单位经过统计发现我们系每天来上班的人数不到两个，于是把我们工位全改成临时工位且就保留了两个办公室。后果就是本来我还一周去两次，结果去了要开远程会办公室要是有同事比较尴尬，所以就干脆不去了，似乎别人也这么想，半年下来我们仅存的两个办公室都天天空着了。上次我去的时候恰好碰上个同事，中午吃饭聊到了大选，他是拉美裔，结果开口就说非法移民都是罪犯，得赶出去。我当时都惊了，就算这个同事只是个硕士，没有系统学术训练，但这种政客忽悠人的叙事自己都不知道查一下文献吗？很早就有人做过研究，非法移民的犯罪率并不比正常人高，甚至是更低，川普用的数据仅仅限制在了非法移民群体里的犯罪人数，并未与正常居民进行对比，或者说，普通人根本没意识到犯罪率本来就不低。另一个让这个叙事流行的原因在于确实这几年美国边境非常宽松，可能确实肉眼可见很多移民群体，也会出现海地移民吃猫的谣言，但看见外来户就认为犯罪率高确实是一种偏见。
其实，就我成长经历而言，国内也有类似现象，那就是农民工进城现象。我读小学时住在城郊接合部，离家比较近的小学因为规划问题不收我们小区的学生，因此我得去比较远的小学，走过去大概要半个小时的样子。因为父母双职工，我需要独自上下学，那时候父母就天天嘱咐，城郊接合部附近建筑工地比较多，如果有外地口音的人跟你搭话，赶快往家跑，很可能是人贩子或坏人，而且时不时就会有传闻出来说哪个地方又有家庭丢了孩子的。不用说，锅都是外地人的，特别是那些没户口的农民工，当时还有交不少钱把农村户口转城市的现象。外来人是坏人的叙事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后面城郊农村开始搞按户口征地给补偿才消停，消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农村人基本都变成了城市人，经济地位平等也就没了偏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独立经济体，例如大都市圈，外来移民对经济的贡献总体正面。很多人强调外来户抢了自己工作，但那些低薪或重体力劳动的活本来就是没人干，真花高薪给本地人，可能又要抱怨人工费高。这点在大城市特别明显，如果没有美国的外来移民或中国的农民工，大城市再高的薪水都不够服务业消耗的。而且也有声音说合法移民有贡献，非法移民吃福利，这个也是逻辑叙事而不是事实，就算吃福利，非法移民也补充了人口，而发达地区人口基本都是负增长。想保持经济发展，没有人也是空谈，东亚这几个国家人口全都负增长了，还面临老龄化压力，没有开放的移民政策，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世界上能叫上号的大都市的外来移民（含国内移民）比例都不低或在上升，就没见过单一原住民城市可以长期发展的。至于说乡村，不管你喜欢与否，美国的中部花园小镇与国内的三线以下城市恐怕都会面临相同的历史命运，可能有反覆，但趋势不会变。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加拿大，加拿大暴力犯罪率是比美国低的，但经济上加拿大比美国是差一点的。就我在加拿大跟美国的居住体验而言，加拿大更偏向福利国家一些，对底层救助比较多，税收比较重其财富二次分配会降低贫富差距。也就是说，单纯认为穷人社区犯罪率高也有问题，可能贫富差距比平均数更有预测性。这点倒是能说明城乡犯罪率差异，大城市属于陌生人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更可能出现散发的暴力犯罪，乡村贫富差距相对小，熟人社会里存在解决矛盾的其他手段。而外来人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地位比较低，喜欢聚居抱团，很可能被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原住民针对，贴上一堆有的没的的标签，而支持这些标签的很可能就是一个两个的个案。
说到个案，马斯克有个孩子做了变性手术，这成了很多中文互联网里的一个典型大选叙事，认为美国学校鼓励儿童变性且这是马斯克支持川普的原因。其实这事也很容易查，JAMA Open上有2016-2020年的数据（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3.30348），四年间全美不到五万人做过变性手术，12-18岁的占比7.7%，也就是不到400人，分散到每一年平均不到100人，而2016年美国12-18岁人口大约3000万人，也就是当年每30万个青少年才有一个做变性手术。就算是学校大力鼓励变性，这个比例也低到比罕见病还罕见的极罕见病水平了，更不用说有些孩子如果不做这个手术，大概率也会因为性别认同抑郁甚至自杀。互联网确实让人更感性了，很多国内的钢铁直男能跟马斯克共情孩子是否变性，但就是不知道去查查统计数据，更不用说马斯克本就是个信奉多子多福的人，其中一个出问题对他能有多大影响很难说。至于说他支持川普，我觉得更可能是为了他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少点政府监管。
新闻里的个案更多是内因与外因结合后的结果，任何单纯把问题归因给个体或社会的解释都很幼稚。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背后的那个人不是均质的。每个悲剧性的个案都是一个链式反应，起因可能就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糟糕的天气，要知道一个反常规的行为往往会导致另一个反常规的反馈，反复叠加后心态崩掉并不意外。而要想中断掉链式反应，就得提高应对意外的心理稳定性，例如告诉自己最差的情况不过如此之类。但这种挫折教育目前似乎被鼓励式教育取代了，这就导致很多年轻人在面对负面处境时直接绝望，然后触发一系列悲剧。同时，当大环境偏负面时，心态崩掉的概率也就更高了，还会有模仿效应，当年张国荣自杀那个月香港自杀的人也变多了。此时要中断链式反应往往需要其他大新闻，很遗憾，可能是更负面的，可能从个人引导这个角度更能解决级联式悲剧。
说别人不如说自己，我读书考学其实相对顺利，受挫不多，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竞技类体育项目里我几乎就没收获过啥胜利，都是被别人按地上摩擦的水平，而我那个年代的电子游戏难度也都很高，哪怕玩游戏都是手残被虐。因此，如果想提高自己反脆弱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参加些人菜瘾大的项目，例如竞技体育项目或游戏，在这些有关输赢但无关生死的博弈里是很容易构建出一个处乱不惊的心态的。同时，多次面对输赢也有助于理解概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就是努力了也没结果，甚至越是努力结果越差，啥也没做也可能赢，这背后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只是宇宙里一次简单的随机热涨落。如果一味逃避比赛与竞技，害怕挫折，总是在别人的庇护下成长，那么遇到的第一次人生挫折很可能就成为最后一次挫折。
回到我那个同事，在逐一反驳掉他的论点后，他终于说出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几年物价涨了，换一届政府也许还是不解决问题，但总比维持现状好。或许选举本身就是社会负面情绪的一次释放，从这层意义上也不算那么劳民伤财了，只是谁也不知道还会释放出些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