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了个有意思的新闻，哈佛大学的非终身教职教师以压倒性多数成立了哈佛学术工人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这件事混合了非终身教职教师低待遇与通胀的时代背景，属于学术界的最底层临时工起义了。这件事背后其实是全球化后全球都在面临的临时工问题，临时工这个角色已经从个人成长路径的原始积累阶段转换成了全球分工下很多人的长期职业选择。
套用实质等同原则，临时工从来都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农业社会农忙时就得雇佣短工来干活，甚至几十年前，国内还有麦客刀客这类职业临时工。而工业化进程中，失去土地或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农民也会进城打工，虽然没有正式企业工人的福利与保障，但收入也远比在家务农高，这就是过去二三十年的农民工进城。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期，工厂会因为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把工业人口排挤到服务业里。服务业则整体属于广义临时工范畴，毕竟工业农业满足的生存需求，而服务业满足的确是可有可无的生活改善需求，几天不听歌不下馆子不看电影死不了人，但几天没吃的没电是真的会死人。服务业一定会是未来大多数人口的主要就业类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更大的套利空间，而人与自然或机器的关系关系民生，资本在这个领域会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限制。
上面是按大趋势推导的，具体到国家层面，比较优势会把所有脏、险、苦的行业对外转移，因此我们会看到发达国家主要关心发展躺着赚钱的服务业，制造业与脏、累、苦的服务业要么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要么就让非法移民或新移民来做。前者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全球流行，但目前正在被东南亚、南亚、拉美与非洲制造所取代，其造富神话一般不会持续超过一代人。后者则实属无奈，发达国家经常会出现就业悖论：一方面很多人不工作吃福利提高失业率，另一方面很多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经常劳工短缺。此时放开移民，本地人会抱怨工作被抢走，不放开移民，本地人又会抱怨很多行业没人干活。因此，发达地区的政客们就搞出了很多本质就是临时工的政策来解决这类问题。
首先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是老龄化少子化体验服，因此他们早就意识到脏、险、苦劳工短缺问题了，起名为3K工作，其对策有很多，最典型的送报生留学，把日本人自己不愿从事的送报纸外包给留学生，美其名曰新闻奖学生。台湾省也开放了3K工作并制定了一个省内低薪但放到南亚东南亚算高薪的标准。而美国一到农忙时期就有很多墨西哥人能拿到临时签证过来打工，特别是加州的果园，几乎没法机械收割，为此美国搞出了H-2A签证。这里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发达地区只希望外来劳工来从事3K工作，但并不希望外来劳工从事他们也想做的行业。例如台湾省目前就存在约10万的失联劳工，这些人到了台湾发现自己干的工作比原来确实好，但比当地人就差很多了，于是不少就直接黑下来做小吃摊了，赚的比3K行业还多，这就冲击本地人饭碗了。也就是说，在国家尺度搞临时工对移民管理水平要求很高，一不留神就会被难民涌入、黑移民、本地就业不足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而更直接的体现则展示在城市层次。很多城市都存在扩建过程中的新旧居民冲突，北京的南城与北城，上海人与苏北人之争，纽约对爱尔兰、意大利人的歧视……城市里老居民不愿从事的行业总是会甩给新移民，因此新移民也总是跟脏乱差等行业所绑定而倍受歧视，这种情况经济上也许一代人之后就没多大差距了，但观念上的刻板印象会烙印在城市民俗文化之中持续很久。时至今日，多数城市都形成了城市居民专属的公共服务福利，新移民只有长期缴税或投资才能享受，而短期的就属于临时工，虽然给城市建设出力，但不会下放福利。一个城市是必然要有快递员、服务员、老人护工等本地人不愿从事的行业的，如果限定给本地人，其服务溢价会降低城市本身竞争力，不利于长期发展，但如果放任不管，城市一定会出现贫民窟城中村等脏乱差行业从业者聚集的地带，这些从业人员知道本地人大概率不会接纳自己成为居民，索性就专心降低生存成本来赚钱，赚够了就回老家，毕竟这类行业一般工资比老家高。当然，城市里想留下来或换职业也相对容易，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打造一组新本地人出来，而通常刚拿到本地身份的外地人对外地人的敌意是最高的，这种上车焊车门的事在学区、医保、购房等方面都有体现。
但从个人成长而言，临时工本来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美国的餐厅服务员、高尔夫球童、柜台收银员等行业曾经都是学生打工首选，很多学生通过打工同时累积了社会经验与个人财富。国内我这一代的大学生很多也有发传单或当家教的经历，也属于人生宝贵经历。然而，美国现在这种拿最低时薪的临时工从业人员很多已经是中年人甚至是退休金不足的老年人了，看似不错的就业数据背后是临时工比例的大幅提升。此时也顺道拷打下日本的派遣工制度，日本企业以不裁员的年功序列闻名，但现在整体的派遣工比例也在提升，巧了，主要也是老年人。也就是说，不考虑国际竞争，理想个体成长轨迹应该是读书期间兼职打工做脏乱差行业，毕业从事稳定工作到退休，然后因为医疗条件进步发现退休金不足或在家太闲，重新作为临时工投入就业市场。但现实情况却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稳定工作这一环，得做一辈子服务业的临时工。
到此，临时工的对立面就出现了，那就是长期工或编制。对于依赖经验的民生行业，长期工或编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例如医生、消防员，如果不给从业人员稳定的预期，那么这些行业的人事动荡会危及全社会。但对于另外一些行业，例如竞技体育或娱乐业，行业属性就决定了从业者必须是年富力强的临时工，青春饭通常要在30岁前赚够一辈子要花的钱，30岁后必然被生理因素淘汰。其实，当社会发展到服务业开始接纳就业人口后，大多数长期工或编制是应该完全取消掉的。核心问题很简单，谁会需要编制？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不需要编制，吃独门手艺的工匠也不需要编制，最聪明的那一拨人不会稀罕编制的稳定性反而会去选择更有挑战性但收益更高的职业路径。那么，需要编制的是谁呢？更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学历不低也吃到过时代红利，但很清楚自己不适合高风险行业，需要编制来掩盖自己的平庸的能力与落后时代的见识，甚至可以放弃高薪。因此，保留编制的思路也就很明确了，那就是低薪高稳定性，如果给搞成了高薪高稳定性，那这种行业一定会滋生腐败。
其实，上面的想法都源自我对科研行业的观察。我现在的研究所虽然也有所谓的教职，但没有终身教职，要是申请不到经费不会化缘，那么也是可以被扫地出门。我观察美国这边高校研究所的所谓终身教职其实大都只剩了个名号，没错，拿到终身教职可以躺平，但工资会差很多，而很多卷王眼里根本就没有终身教职的概念，在他们眼里这只是自己职业发展的副产品，拿到前后还是一样的申基金化缘。因此，我对国内高校搞终身教职的做法是有点看不懂的，所谓拿到终身教职后可以自由研究的说法我看到的不多，更多教授还是在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过，我觉得国内用终身教职体系实质上大幅提高博后或青年教师工资待遇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科研也属于青春饭，激励年轻人最好的手段就是提高待遇，几年临时工换个低收入编制经济上可行。最差就是年轻人该出成绩的时候待遇还低，给个可有可无的编制，这样就会发生哈佛大学这种非终身教职人员成立工会作斗争的情况，这本质上是内耗，不如直接取消编制，让市场直接定价。当然，如前所述，有些学科例如纯理科、文学、艺术等可以继续用终身教职来保护下，但所有应用学科里的终身教职都没多少实际意义，反而会是后续矛盾的来源，例如会成为打压非终身教职年轻人的借口。
简单来说，出现越来越多的临时工是工业人口向服务业迁移的大势所趋，那些脏乱差的3K工作如果正式工或当地人不乐意做，就要出高薪让外来人或年轻人或退休老年人做，也防止了他们跑去做其他工作的可能，而存在编制的行业工资或实际待遇要降低或完全取消编制，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否则就会成为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