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作为众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杨安泽提出了每月每人发1000美元的口号。这并不是全民基本收入（UBI）第一次被提出，但应该是公众第一次了解到这么一种制度的存在。对此，共和党自然不屑一顾，他们骨子里就反感不劳而获，更不用说发钱所带来的债务问题了，然后疫情期间美国就撒钱了。
全民基本收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所有人都发，第二，无任何要求。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初衷是减小贫富差距，这其实非常反直觉。首先，为什么是所有人都发？不应该是与当前主流社会福利制度接轨的穷人优先？其次，为什么不附加任何要求？这不是鼓励懒汉吗？再次，基本收入标准是多少？凭什么定这个标准？最后，钱从哪里来？发钱大家都喜欢，但总要有人买单。
在讨论之前，有一点需要先说明。这里我会以城市作为全球尺度的单元来讨论，原因很简单，用国家毫无意义，很多国家内部城市差异远大于国家平均水平差异。如果我们去简单比较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富人与富国穷人被平均后比出来的结论会引发莫名其妙的悖论。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当然也可能比国家平均水平要高，这源于所有城市都属于耗散结构，需要外部输入能量与物料来维持，但城市之间的竞争烈度与残酷程度是远高于国家之间的，被吸收为功能性卫星城或废弃是绝大多数城市的最终命运，与世无争的小城市只是人口增长期临时收纳乡村人口的过渡形态，维护成本会越来越高，会逼着居民做出搬迁选择。其实这一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多年，1990到2016这26年间行政村减少了一百多万个，这还是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从2023年开始，我们将大概率看到地级市被降为乡镇或被合并管理的新闻，也是因此我不看好考公热潮。同时，用城市讨论也解释了网上很多人对比不同国家时的困惑，因为在我看来，国内一线城市已经基本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城市的标准下限，但普通地级市很多都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吃中央转移支付了。下面我尝试性回答一下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疑问。
首先，所有人都发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边际效益的概念与操作难度。有本书叫做《穷忙》，描述了美国工薪阶层贫困人民的生活，读过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底层人民不努力，而是他们越努力可能越是绝望，其生活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些人长期处于失业与就业的边缘，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不到，他们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能将其拉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月多几十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同样1000美元，给穷人会让其摆脱掉经济上的恶性循环，过上正常的生活，而这1000美元给到富人，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边际效益很低。但如果要技术上区分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实是成本很高的，常见玩法就是富人通过将资产转为不变现就不收税的股票，然后抵押股票借钱形成负债满足日常消费，通常银行会多高净值人群给一个很低的消费贷款利率，而富人的股票增长一般高于这个打折的贷款利率，这样明明净资产是增长的，但当年富人收入却可能是负的，一分增量税也不用交，遗产税也没法收到没变现的资产上，当然给子女做信托的方法更常见。因此索性一次性给所有人发同样的钱，同时取消掉现有的需要层层审核资质的行政机构与援助机构，经济上可能更合算，技术上简单的路线是用来取代当前定向发钱的路线，而定向发钱本身也是成本很高的，这里主要是行政成本。
其次，不附加任何要求确实会养懒汉，但这里的懒汉需要定义一下，那就是所有不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经济上看，退休人员、未成年人、失业无业人员与财富自由的人全属于懒汉。既然要讲道德，那我就先说下财富自由的人。很多人在网上天天交流如何财富自由（FIRE），也就是被动收入高于日常开支，他们的经验数字是攒够每年开支的25倍，维持一个考虑通胀后4%年化的回报，然后在家坐吃山空。这伙人不但可能高估了自己理财回报率，也低估了政府。很多人会天然对政府有敌意，这完全没必要，政府的组建与运行一定是求稳的，任何体制下的政府都不喜欢这种吃瓦片式生活方式，妥妥的财税负担与民间不稳定因素，应对方法就是不断贬值货币或其他手段，让你拿不到考虑通胀后4%的收益。但换一个思路，FIRE理念跟基本收入是类似的，区别在于一个依赖资产运作，另一个依赖政府，你觉得政府喜欢哪一个？道德上为啥很多人能接受自己FIRE，但不接受政府发钱？从结果上看两者都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因此，基本收入的道德批判很多时候也包括批判者自己的价值取向。当然，如果一个城市如果鼓励不劳而获，其社会治理成本会飙升。我住加拿大的时候就有朋友抱怨合租的人天天拿低保抽大麻，也不上班，虽然也不闹事但偶尔也会喝多了大喊大叫扰民，经常被投诉到进局子，但因为没啥大错当天又回来了。这里就需要进行定量研究，看是天生的懒汉多还是努力生活的人多，这之间如何在某个制度下互相转化。另外，技术进步后一定会造成就业下降与机械智能对人工的取代，现在很多地方的行政闲职其实等同于基本收入制度，有些场景不是说鼓励你勤奋，而是勤奋没必要，对此要做好伦理上的准备。
再次，就是基本收入发多少的问题，这个按国家计算就不如按城市计算，不同城市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钱不一样。此处全民基本收入的假设在于生产水平已经满足个人基本生活所需，这点在当前我认为是成立的，定语是在部分城市。哪怕就按一个月1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中国很多城市的人均GDP也达到甚至超过了，因此按城市生产力来说，进行全面基本收入的客观条件是够的。如果不能负担全民基本收入，那么大概率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处于衰落期或者定位有问题，人口几乎一定会从这些城市流向存在全民基本收入的地方，就如同当前很多人选择移民去高福利国家一样。当然，高福利国家也会有低收入城市，因此盲目跟风移民不一定合算。
最后这个问题最关键，那就是钱哪里来。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需要政府出钱。其来源有二，一个是负债印钱，另一个是加税。在国家层面上看，当前世界能印钱的国家级政府有且只有一个，但从市政府角度，其实很多城市经济上已经破产，只是靠转移支付输血，也有一些城市可以负债发代金券刺激消费，代金券本质与印钱区别不大，这个后面讨论，同时，另一些城市则会给市民分红。至于说加税，很多人感觉难受单纯是因为考虑到这是国家级加税，自己收入少了。但放到城市水平感官完全不一样，据我观察，富人区通常不通公共交通且地税比周边高，这就防止了穷人的混居，他们在这一点上根本不排斥加税，更不用说现在收的收入税属于增量税，打工人交税但富人说不定还能吃低保。因此，大概率直接印钱是基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需要城市管理者进行合理评估。
也就是说，虽然有很多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批评，在城市尺度是值得尝试的社会实验。其实政府在解决贫富分化上可用手段有限。如果按照皮凯蒂的理论，只要资本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财富分化就会不断加剧，富人就成了有闲阶级而穷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快吃不饱饭，而历史上很多战争都发生在资本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的时期。如果你是政府决策者银行利率可操作空间不大，那么吃瓦片的人多了以后自然会考虑上房揭瓦，政府不做的事让民众做了，一般我们管这个叫革命或起义。所有政府都会有打击大企业的倾向，例如美国司法部除了臭名昭著的长臂管辖，也喜欢起诉大公司垄断。毕竟一个富足的层级制实体跟政府是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的，一个企业完全可以控制一座城市并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同时跨国公司互相持股可以通过资本纽带形成超越国界与城市的管理实体。政府如果经济控制让渡给企业，精神控制让渡给宗教，那有跟没有实权的空壳是没区别的。面上不说各个政府跟跨国公司早晚有一战，基本收入可以缓和这个矛盾，同时符合政府与企业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教合一或政企合一也是一个选项，甚至中东那边可以做到三合一，但如果不安抚内部贫富差异也很难长久，目前普遍解决思路就是压榨移民，这跟城市剥削农村本质没区别，也是个依赖人口持续输入的事。另外要指出的是现有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近似可为进行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论据。
首先是退休群体，老龄化在农民与市民看来是两个概念，老年农民自杀率明显高，没有退休保障因贫因病自杀在农村依然存在。但因为政府管控了农药与农村城市化改造，这个自杀率已经下降了30年，而且上世纪90年代农村女性老年自杀率非常高，现在已经低于男性了。从身边访谈发现，只要农村还为老人一月发一百多块的低保，那这个老人就不会被儿女当成负担，这可以看作某种基本收入的人道主义体现。而到城市就变成另一个光景，企业职工与公务员退休金很多已经超过其在职时收入，因为不用上班，他们的现状可以看作某种基本收入，美国婴儿潮一代到今天也是消费主力，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退休金也非常可观。退休金是庞氏结构，当前退休人花的是另一批人工作交的，这都不是税收的劫富济贫了，同彩票一样是劫贫济富，因此近些年改革呼声很高，退休金涨幅也一直低于通胀，但伴随老龄化少子化加深，这个模式一定会有更大变动，特别是很多没交过退休金的公务员拿到的比企业职工高好几倍，比农村高几十倍，很可能后续会被基本收入那种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取代，也就是社会养老体制会向全民基本收入过渡。
其次是集体经济，很多城中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吃到了红利，然后通过分红发给“村民”，而这些村民可能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里。企业分红也如此，属于小团体内部的基本收入，都过得相当滋润。长此以往，一定会出现选择大于努力的思潮，“入圈”会成为就业主要意愿，考公热就是一种体现。另外就是我这次零星发现部队转业成为公务员似乎也是一条捷径，搞不好后面会出现参军热。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允许个别行业有高收入，但门槛要与能力与业务难度匹配，如果业务难度不高门槛高，那就是存在垄断利益，一定会出现世袭制封建化倾向，现代政府早晚会主动拆了门槛，因为这会阻碍创新与城市间竞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研究垄断行业内部的经济行为可能会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一些预判。
最后是代金券式发币。货币发行权一般认为是政府独享，但商业上的积分、里程、代金券与礼品卡实质上是一种企业主导的发币，政府部门或国企也喜欢给公务员发送代金券或实物作为隐性福利，这些经济行为很多不经过法币转换，我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其比重高低，但毋庸置疑，这也可以看作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手段，也就是发放的不是通用货币，而是指定用途的循环体系。事实上，这是我唯一看好的实行基本收入的方式，也就是基本收入可以随意发，但用技术手段控制其使用场景。所谓技术手段也不用想的太复杂，就是控制其时空有效期，或者给代金券设定时间有效期，或者设定其消费类别。例如，美国商店有的会提示说自己收粮食券，这种粮食券就是限定用途的基本收入，买日用品与处方医疗用品没问题，买奢侈品不行。但我认为这样操作技术上还是复杂了些，而有效期代金券显然更利于促进消费。毕竟带有效期的东西属于劣币，市场推广上很容易，而且因为过期无效不能存起来作为储蓄，民众一定会优先花有有效期的代币或数字货币。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银行结算系统里有效期代币与长期货币的转化比例来调控宏观经济，防止被城际金融绑架，让货币突出价值交换职能。这样控制了发币甚至可以免税运行城市，运行成本直接开印钞机印，有回报的有效期到了也得销毁，亏损的到期也会取消债务，需要重点扶植产业所投资金也仅仅在建设期间流通，富人富不过有效期而因为基本收入也不存在穷人，同时市场机制也会被保留下来。这样货币就会完全工具化而不是成为绑架市场的利益方。此外，这种方式印钱不会产生加剧贫富差距的问题，因为有效期的存在让富人财产必须要不断投入市场循环更新，提高持有风险，而一旦钱进入市场，贫富转换概率就会增大，进而防止阶层固化。
这并不是空想，例如Chiemgauer（没有中文译名）这个在欧洲三地发行并流通的区域货币，这个货币设计就是伴随时间收取使用费，大概每两三个月贬值5%，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尝试，其成功的点在于区分了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期的存在提高了货币价值内循环交换的速度，这意味这更多需求被释放，因此创造了就业岗位，当然如果做外贸还是可以用欧元，这个区域性货币到今天也在使用，当然用户也就几千人。另外，历史上出现大通胀的魏玛共和国就发行过紧急货币Notgeld来抑制通胀，这些货币有明确的流通期限，这些实践都值得研究借鉴。
总结一下，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应对贫富差距的制度创新，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流行趋势下大概率会进入城市管理实践，而代币或有效期现金可能是技术上最可行的方案，只是需要良好的规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