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是我以博后身份上班的最后一天，这次我没有在家工作，而是装模作样赶了一次纽约早高峰。也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地铁枪击案的影响，这个早高峰比我当年读研从石景山跑海淀的人要少一些，不过倒是碰上个传教的，在车厢里反复吟唱地铁出现枪击是因为人们对上帝不够敬畏之类的，号召人们进教堂。这种逻辑几乎可以用在任何突发事件上，但如果理由换成还有人迷信估计也说得通，宗教这种喜欢终极解释的精神按摩其实从未远去，华尔街的股评人每天都在梳理自己的涨跌逻辑，唯独不想承认随机性。
出站照例是在6号线96街站，不过这次我特意去买了一份报纸当纪念。随手拿的是《华尔街日报》，结果交钱时才知道一份日报竟然5刀，《纽约时报》也3刀了，但我印象里总是一两刀的样子，毕竟这也不是周末版。相对的，轮子的大纪元在唐人街超市门口都是免费发的，而在纽约街头的投币式报箱也就25分或50分，国内出版的中国日报英文版或侨报也是50分，经常看到这两个的报箱摆在一起，而且有中国日报或侨报的地方，大纪元的都会相对便宜点，有时则又相反，但在唐人街外几乎都没人买，新世纪的现代人已经没有读报的习惯了。
《华尔街日报》头条关注的是马斯克收购推特及美国按揭贷款利率走到了5%，这是10年来首次，在头版边上则报道了俄罗斯莫斯科号驱逐舰的沉没。在美国全境发行量比较大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今日美国》这三家里，《华尔街日报》算是事实核查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份，毕竟是更侧重经济与商业，乱说话的后果会失去信任。《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及《芝加哥论坛报》则立足各自都会区，而都会区一般会左一点，当然《纽约时报》也有《纽约邮报》这样的右翼对手，而默多克因为拥有《纽约邮报》跟《华尔街日报》也被认为偏右。但我对先分左右的读报选择兴趣不大，基本也不关注他们的观点版面就单纯看看新闻，纽约街头报箱里还能看到当地社区的报纸，里面新闻也都是很本地化的。
不过，报纸报道什么很大程度表示了掌握话语权的舆论在关注什么，周五的《华尔街日报》里关于中国的事头版里直接没有，只在世界新闻版里用了两三小段报道了上海的封锁，占版面1/24，跟报道南非洪水的版面相当，右侧5/12则全是菲律宾马克思家族参选的报道。关于乌克兰危机倒是有一页纸正反面两版，跟马斯克收购相关新闻与评论相当。至于疫情有不到半个版面两篇报道，分别是关于BA2变种增多但医院住院率下降及辉瑞加强针增强儿童免疫反应的新闻。严格来说，美国政客虽然满地图跑挑拨是非，但疫情、乌克兰的关注度都在降低，中国则根本就没啥报道。社交媒体的回音壁会让很多人产生我的关注就是世界中心的错觉，实际上还是有必要关注下传统媒体态度的，他们代表了一种整体共同回忆的构建。不过，正经人都不写日记了，就更不用说读报了。
说到共同回忆，其实这倒是形成时代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共同关注的事才会被讨论，各国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大时代，美国有大萧条、大滞涨、大辞职、大取代等。不过现在的很多时代感很难让所有人都感知了，发生在一些行业里的改朝换代或思潮可能很多其他行业或人群都感受不到。例如大取代就是一种流行在保守主义者间的阴谋论，他们认为欧洲人口中的白人正在被非洲或中东穆斯林移民所取代，是对白人的种族灭绝活动。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强行为一些现象赋予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所有先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不论种族都会因为更高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化水平而降低生育率，然后几乎不可避免要吸收更多高生育率的移民来从事他们不愿做的工作，如果没有移民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就停滞了，社会上不需要更高效的技术来服务需求达到上限的民众。但这种理论其实一直都在，相信明年开始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了，到时候必然会有保守主义者跳出来塑造类似的理论。电视报纸广播这类单向传播的媒体很容易塑造共同回忆，类似我这样80年代末生人的一代大概可以算拥有共同回忆的一代人，但千禧年之后的那一代开始记事就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这个时候关注点就已经很分散了，能有共同回忆的载体可能是义务教育的教材了。
有共同回忆对于社交是很重要的。教育不发达的年代在外地谋生都需要同乡会或教会来维系信任重构新社交网，教育发达的陌生人现代社会在外地或新领域谋生则更多要依赖校友或同好会这些存在共同记忆的东西。打比方你想结交一个人，一般会问天气咋样，这就是最简单的共同记忆，可以从昨天的大雨展开。有了媒体，就可以从新闻开始聊。不过因为现在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新闻可能也很难聊起来。但相反的，如果两个人找到了很特殊的连接点就会格外亲切，例如都订阅了同样的视频号或公众号。很多商业营销的本质就是在给他们用户创造独特的共同回忆并从中提取情绪溢价。
不过最近可以创造共同回忆的话题可以说太多了。几十年后的人可能会把现在发生的一些事看作更大改变的序章，甚至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开打了。但生活在时代中的人反而是最感受不到这种巨大变化的，我们现在读历史感受都是历史事件，但回到那个年代去看，里面一个个普通人可能更多关心的是一日三餐。人永远是带有时代局限性在看问题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想象都不可避免来自于跟现在生活的对比，因此会把一些过去一些事赋予现代人才理解的意义，而历史上人物究竟怎么想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记录，我们其实也无从得知。现在的历史规律或者历史观逻辑大都是以发展进步的观点来观察人类文明，但可能无论哪一个年代，人群间的多样性都是高于时代单一性的，每个时代都有动物性原始欲望与理性思考的博弈。
不过说回我自己，博后阶段的结束代表了我个人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是按饭来划分人生阶段的：大学毕业前我都没有收入，没打过工单纯靠家里养活，属于只出不入的干饭人；研究生阶段开始就没有从家里要过钱，但赚的都是补贴，更多是累积技能顺带给别人打工直到博后结束，这个阶段算是做饭人，劳动产出基本都挂了别人的名字；今年我开始自己做通讯作者了，但想做自己的东西就得乞讨了，算是成为要饭人了。要饭是每一个搞研究的人的必修技能，不论是教职还是企业研发，掌握优雅的要饭技能都是很重要的：既要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又不能太过重要以至于没法可持续摸鱼。对于做基础研究的，如果被识破研究毫无实际意义，那么其实就真的跟要饭差不多了。
嗯，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解决问题的要饭人，开启一个大要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