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费城开会，顺道去看了马特博物馆，里面有个关于费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展览，名字就叫“spit spreads death”。费城是美国那次流感的震中，大概可类比100多年后的武汉或纽约，原因可归咎于当时还在打一战，为了给打仗筹款，美国发行了战争债券。而为了宣传需要还组织了游行，正是这次游行很大程度造成了后面六个月内费城死掉近两万人，1818年的费城大概170万人，也就是大概1%的人口死于那次大流行。与之对应的是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取消了债券游行，一个月后死了不到700人。
展览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展版，说的就是当时禁止吐痰的运动，其实游行前就有这个运动。纽约是美国最早立法禁止公共场合吐痰的城市并罚款，当时是为了防肺结核。而且当时为了配合这个行动市面上还出现了便携式小瓶，用来装临时需要吐的痰液，不过这种类似鼻烟瓶的东西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因为当时按规定结核病人的所有遗物都要烧掉。不过，不论是立法罚款还是这种小瓶子，从后面的肺结核的流行趋势上来看都没啥卵用，人类真正把肺结核控制住还是1943年链霉素被发明之后的事。当然，费城当年到处贴的“吐痰导致死亡”的标志与罚款行动确实也减少了吐痰行为，但对阻止流感从后面的数据来看也是啥用都没有，毕竟还有飞沫这种说话就能传播的方式，仅仅加强一个长板没法改善短板的拉垮。
当时我看到这里其实特别想看看这仅仅是一个观点还是有证据支持的研究结论，结果回来一查资料发现其实关于吐痰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流行病学证据。维基百科里最早关于吐痰的描述里就提到：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ransmit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is way, including tuberculosis, influenza, and the common cold but th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is is the case is not present and it is likely that this belief, although intuitive, is not reflective of meaningful risk.
但这句2019年被删了，理由是来源不清，讨论里提到了CDC认为肺结核跟吐痰关系不大的结论。这里很明显就是维基百科的贡献者也吃不准。不过这并不难理解，我在查文献时发现使用“吐痰”作为传播手段的文献确实很有限，更多提到的是唾液传播且多出现在艾滋病的讨论里。吐痰最多算是唾液的一种方式，而且从研究角度几乎不可能设计实验，从传播角度唾液或飞沫作为病原载体日常呼吸就会产生，吐痰这个行为如果会产生疾病传播，那么唾液飞沫肯定也能产生传播，这样我们就很难把传播结果归因到具体的吐痰上。
不过，吐痰这个行为本身更多代表的是其他信息。从我查的19世纪美国对吐痰行为的记录来看，政府更多是从个人卫生或者说素质角度来提出的要求，禁止公共场合吐痰这件事确实在1818大流行之后也就基本在美国形成了共识。从教化角度，吐痰跟公共场合大小便一样都属于把生理废物排放到公开场合，动物间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但人有羞耻之心，禁止吐痰满足的更多是社会文明秩序的需要。这就好比你把吃剩的果皮扔到公园草坪上，从生态角度看没啥问题，都是最后被微生物分解变成养料，但人们就会规定把果皮放到垃圾桶里集中处理保持公园整洁。这里的问题是自然界很少考虑人类的审美，公园整洁与否跟生态系统是否健全是两个问题，人工维护的草坪其实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人的介入更多是体现一种管理感与掌控感，跟这件事是不是对的或是不是有用关系不大。
记得大学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回宿舍，路上起风把路边自行车吹到一小片。当时我朋友就说扶起来吧，但我觉得自行车只要不是压变形立在路边跟倒在路边差异不大，且因为最后一辆车倒在了树上，事实上没有一辆车会因为接触地面变脏，只是观感不好不影响使用。这个争论最后没啥结果，朋友按自己的原则去扶了车，我也按自己的理论没有帮忙。不过这事我记到今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朋友就说我是学环境的，怎么这么不注意环境整洁，我当时反驳说我学的是环境科学又不是市容市貌，按生态学原理自行车怎么放都不影响环境功能的。
我认为秩序美感本质是对权力与控制欲的迷信或安全感缺失的表现。如果一个东西本来就是对称的那就挺好，如果本来不是对称的我去改成对称的既有道理也没道理。人的审美或者文明程度没必要体现在仪式感与控制欲上，一件事究竟有用没用与其是否能被人控制本就是两件事。我记得某些城市立交桥的防噪音措施设计里很重要一点就是要遮挡住路面车辆，即使要使用更多材料也得加高，原因在于很多周围居民只要看不见车辆，其感受噪音的敏感度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即使你的隔音材料达到了降噪要求，但因为周边居民能看到车辆通行，也会去举报噪音超标。人是感性的生物，客观的数据总也打不过主观的感受，但我觉得如果始终重视虚幻的主观感受，那么人类文明的终点基本就会是虚拟现实，大家都在生命维持装置里过算了，然后用虚拟的完美形象在虚拟世界里交流，毕竟脸书搞元宇宙怕就是个开端。
人不但感性也会有过度的理性，好比大流行时会认为阻止吐痰就会控制住传染病，去年疫情刚在美国开始时就有大量的“放平曲线”的宣传。可问题在于这种口号只是对结果提了明确要求，别人也不知道咋办，然后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办。我记得去年美国刚开始推广口罩时，大街上很多人会戴上口罩但把鼻子露在外面，他们仅仅是构建了戴口罩与防疫的因果关系，但并不知道戴口罩防疫的原理，所以会出现这种很敷衍的戴法，实际并不会有多少效果。这跟一百年前用吐痰罚款来阻止流感本质上差不多，都知道要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做的原理，这本质上跟早期人类构建崇拜的行为没啥区别。面对大自然的不可知，我们就假定掌控自然的力量或神明跟人的认知类似，所以就要做一些崇拜祭祀的行为来取悦神明，认为神明被供奉后就会保佑我们。但其实不论做什么，只要不了解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都属于无用功。只不过一件事在人看来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祭拜神明后，变好了那就加强了因果，变坏了就觉得是神明不够满意，然后完善出一套神学理论出来。
进一步说，其实人类构建任何知识理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理论可以有预测性，可以提高生存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内心就需要这些能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即便当前没有验证，也需要一套逻辑来保证我们不陷入无知的恐惧之中，不论其是否是真的。我们这种“因果大脑”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我觉得即使知道自己处于无知状态也不必恐惧，强行解释更多只是心理安慰。而人的成长目标之一就应该是脱离掉对外界安慰、夸奖、批评、指责等情绪波动的影响，坦然的喜怒哀乐，从个体融入社会，但又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我，不被单一的欲望与期望所支配，而是从容认识到自己的状态并给出发自内心的决策。说白了所谓的理性不过一种是为了控制感性的感性，当我们意识到存在一个可被解释的世界时，很多事才能继续，社会才能运行。不过即使我们当前无法解释很多事，也没必要强行去迎合某一种理论，这里的风险就是会忽略掉其他的可能性。
美国环保署经常说他们主导推动的《清洁空气法案》或《清洁水法案》给美国带来了环境的改善，我也一直比较认可，但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解释纯属搭了顺风车。确实，过去几十年美国空气质量改善了，但这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污染源少了或者说工业制造业转型了，资本驱动下这些产业都跑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了。当然这跟法律法规是有关系的，但即使没有这些法案，这些产业也会因为更高的利润率流向其他国家。这种所谓的改善只是转嫁了污染产地，真正意义上的改善需要的是新的空气或水处理技术，但起码现在绝大多数城市污水厂用的还是一百年前搞出的活性污泥法及其变种。
很多事之间想看明白因果就首先要明白很多果不止一个因，很多因也不止一个果，但现在学科分化后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大家都各自说各自的。例如单单就肥胖这一种健康状态，不同人就能给出无数种原因：搞遗传的会说基因决定的、搞环境的会说是环境激素决定的、搞教育的会说是自制力决定的、搞政治的会说是糖工业的阴谋、搞营养学的会说是饮食习惯、搞社会科学会说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甚至搞哲学语义学的人都可以跳出来质疑健康这个定义里是不是有歧视等伦理问题。我一直觉得要这么搞下去最后我们还是啥都不知道，甚至也搞不清各自具体的贡献，最后各学科就都在细枝末节的地方去抠细节了。有时候我们常说多听不同角度的声音，但没有严格定量前听的角度越多越迷糊，很难想清楚到底哪个贡献大或者说哪些需要考虑，甚至可能这些都不对。
薛定谔写过一本小册子《生命是什么》，里面就描述过一个场景，一块磁铁如果你不断放大，会发现里面的磁性物质微粒并不一定按照整体的方向排列，有时甚至是反方向的，但作为整体磁性南北极确实是准的。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就好比一个宏观的南北极，但我们给出的解释就好比里面形成结果的原因，有些是对的但有些是不对的，只要对的比例高过不对的比例，整体展示的磁性就没有问题。这里不能简单认为里面微粒的所有分布方向都是要跟宏观结果完全对上，这样容易找错原因或产生遗漏，要时刻警惕我们因果大脑与情绪大脑给出的答案，两个可能都有问题，而且深层次上因果大脑与情绪大脑是一回事，都在阻止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