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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这次回国的待办事项上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口述历史。过往的历史记载了太多“重要”人物,他们有充足的史料去互相印证,也会不断有人为其著书立传。那么那些普通人呢?他们仅仅就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旁观者与背景板吗?此时可能就需要口述历史了。

口述历史就是让还活着的人去讲述其眼中的世界,这也是最近几十年技术成熟后才可能的事。录音机、日记、照片、录像带这些是属于上个世纪的口述历史工具,很多还是有操作门槛的,但手机的出现让口述历史的门槛几乎无限降低,这个时代将以数字化的形式保留更多更生动的历史记录。例如下面这一份:

某人贫农,十八岁下学后到外地做店员兼学徒,七七事变后回乡,三八年在家开药铺,暗中给八路送药,三九年被汉奸抓入监狱,后花钱保出,四一年去县城裕祥栈做店员,四六年去往洪山开药铺,乡长想笼络为代理文书不从,后暗报为八路地下党,被国军抓去监狱,又是花钱保出,四七年国军败走,恐其回来后再迫害遂跑到济南济宁一带经商躲了一个月,同年国军果然又打回来,国军乡长要组织三青团再次拉拢当地识字人士,因为害怕再次入狱,应允加入但啥事也没做,属于解放前入了国军,然后四八年就彻底被解放了。

解放后向组织说明情况,在五七年肃反期间已查清。然而六六年文革开始,被工作组列为斗争对象并列举了六大罪状。第一条是成分,工作组认定为地主,但其实祖辈没雇过长工,也没租过土地或放高利贷;第二条就是参与还乡团,工作组逼迫交代问题,最后有人说可以先承认,然后说没干过坏事就可以,结果承认后就被批斗了;第三条是说当年被当成八路抓入监狱但最后又被放了,说明出卖组织了,但工作组又给不出究竟出卖了谁;第四条说六六年在工作时闲聊国家领导人,说了句朱吃糠,结果被扣了个污蔑国家领导人的帽子;第五条是某次出诊看病人病情比较重,所以联系转医院开了药并告知如果转院的车能及时到就不用吃药,结果病人直接吃药然后车来了没走,过了几小时病情加重去世了,然后被认为阶级仇恨谋杀贫农,打成反革命。第六条是逼迫交代问题,没有编了一套说组织坏话的说辞,但这些对话根本就不存在。

后被工作组调动工作到基层卫生站,因为路不熟悉到的时候摔得鼻青脸肿腿开口子,然后卫生站主管没有给治疗也不给缝合,熬了一个月自愈。本来工资七十五元,结果被卫生站克扣了一半,并且也抹掉了自行车补助费一元。六五年曾经向卫生站购买过一些纱布,后来做了一顶蚊帐,文革后被定性为侵吞国家资产没收了。

上面这份资料是我爷爷写的上诉材料,手写的手稿有十几份,还油印了一份,大概三千字,这份材料后来被组织接收并在文革末期平反,但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过世了。说起来我压根就没见过我爷爷,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十几年就过世了,我知道的只有他是个乡镇大夫老中医,医术不错,娶过三个妻子,第一位是订亲,没过门就死了,但按习俗给了名份,第二位也是早逝,产下一女,也就是我大姑,第三位就是我奶奶,育有两男两女。我爷爷跟我太爷爷是同一年过世,太爷爷过世操办丧礼,当时寿衣做大了些,我奶奶埋怨浪费了布料,我爷爷赌气说了句不行就我穿,结果再外出时赶路时心脏病突发死在乡间路上,还是路人从其手里纸条上留的联系方式通知的我奶奶,而这个联系方式应该是死前写下的,可能是作为大夫我爷爷也知道救不了了,然后一语成谶了。但我并不知道文革这一段荒唐的故事,通过那些褪色的字迹,我才重新了解了我爷爷。实话说让我编我都编不出这些经历,毕竟我编还要讲逻辑,但历史根本不讲逻辑。

按照我父亲的补充,当时老家被解放,组织上派了个退伍军人做村长,我太爷爷当时有富余的两间房就让他来住,也算是找个靠山。不过这个村长实非善人,住下后想直接把房子变成自己的,太爷爷不从,然后他就记恨下了。文革开始后,就是这个村长给工作组提供的我爷爷的所谓资料,然后就被打倒了。另一个恶人则是乡镇卫生站的一个同事,就是他给我爷爷出主意让先认下莫须有罪名就能回家,也是他把日常聊天进行了上纲上线,结果换来后面一连串迫害,但因为这个同事是党员,没被追究责任。不过最后老家的房子因为后代都陆续去了城里,确实被这个村长霸占了。虽然后来我爷爷还有太爷爷的事都平反了,但也只是说恢复名誉,损失的财物则没有提及,淹没在历史中了。

上面就是一个典型的口述历史片段,里面很多细节实话说我没法考证,因为当事人大都已经故去了。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这不过是众多故事里非常普通的一个,我在我父母那边也收集了很多的故事,有些我已经进行了录音。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我姥姥捡乏碳的事。

淄博是个工业城市,因此会有很多关于工业化的记忆,当时工厂里烧出的碳渣会有一些燃烧不充分的乏碳,这些碳渣捡回去取暖是当时大多数不富裕家庭过冬的手段。但免费的往往最为昂贵,因为所有人都想先去捡拾乏碳,因此当传送带把矿渣带到矿渣山上时,山下的人都会跃跃欲试,但因为矿渣很热所以也不敢靠前。我姥姥有次跟邻居另一个大妈相约捡乏碳,邻居还带了自己的小女儿,当矿渣轰隆隆倒下时,邻居让小女儿退后,然后跟我姥姥一同冲到前面去捡。但那次卸货时间比较长,我姥姥趴在矿渣堆上正捡着,忽然听到邻居小女儿喊了一声娘,此时我姥姥转身看见邻居大妈的身子正在往边上倒,她赶忙上去扶住,这时才看见邻居脑袋被山上滚落的大矿渣砸开了。此时小女儿上去晃动母亲的身体,脑浆流了我姥姥一身,人却已经没了。

这就是工业时代进程的一个小小片段,你可以说为啥不戴安全帽,也可以说为啥冲这么靠前,你甚至可以批判他们是在薅社会主义羊毛,但这对于经历过那个匮乏年代的人而言就是“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故事在工业化城市很多,都算不到安全事故,毕竟死的也不是工人。如果你查一下就会发现,但凡矿区或者工厂,那边附近的医院外科水平都很高,还可能会有独门秘方的膏药,这些都是千千万万的工伤与事故累积下的经验,无他,唯手熟尔。这些历史值得被记录下来,这比名人传记或宏大的历史叙事逻辑更值得传播,经历过那些被标记为某某时代的个体体验与课本上的总结不总是互相印证的,那些着急忙慌总结历史的人会写文章与书,但很多不过是为了圆自己的叙事,视角也总是偏高。

如果你身边还有有故事的人,如果你也会记录,不妨对他们进行一个口述历史的采访,或许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每个人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都不能少。